游击战是弱小的武装同强敌作战的主要形式。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前两个多月，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，不断取得胜利。但中共陕西省委在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，不顾客观实际，指示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的西路、渭北等平原地带建立根据地。游击队进入上述地区后，在强敌进攻下，遭受重大损失，被迫返回陕甘边界桥山地区。这时，中共陕西省委在其制定的军事计划中仍然提出:“边区的军事地形是有利于平原战的，敌人的大部兵力不能展开，运动非常困难，因此红军的平原战术即可开始运用，绝对要打击把红军拘泥和束缚在游击战术中。”“边区中的防御工程必须开始按照各处的险要地形建筑，搜集一切旧式的大炮火器配备在这些工程上面，红军开始演习阵地和平原战。”

1932年7月中旬，陕甘游击队开赴甘肃正宁漱头、南邑一带休整。为了贯彻“左”倾军事冒险计划，1932年7月23日，中共陕西省委派常委李良到陕甘游击队担任政委。李良到部队后，批评游击队在桥山的游击战争，是实行“上山主义”、“逃跑路线”，犯了“右”倾机会主义错误。由于游击队领导对李良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批评，李良对中共游击队党委会产生了怀疑，强调着重解决游击队所谓“机会主义领导问题”和“反革命阴谋问题”，连续召开干部会议，不切实际地大谈“尽快创造新苏区”，追查“反革命”。他违背组织原则，在中共队委会外又成立了一个由高岗等7人组成的“秘密队委会”。

在游击队连续开会无休止地讨论期间，国民党驻山河镇的晁团乘机进占了从漱头源到寺村源的村庄要道，加固了揪头镇民团驻地王郎坡寨子的防御工事，做好了“围剿”游击队的部署。在敌人进攻面前，李良要求“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”，“绝对要打击把红军拘泥和束缚在游击战争中的思想”等框框，并置敌情于不顾和客观现实，限令20天将游击区五顷源土地分配完毕，建立根据地。

五顷源是正宁县漱头源北端的一个小村庄，只有十几户人家，500亩土地。刘志丹、阎红彦等认为当时在那里搞分地运动、建立根据地根本不具备条件。据王世泰回忆，当时“李良坚持己见，一意孤行。他召开会议，布置分地任务，我清楚地记得开会时只见李良夸夸其谈，总指挥阎红彦常是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低头不语。我们这些党员到群众中宣传、动员分配土地时，遭到群众拒绝，有个老汉对我们说‘娃呀，分地是好事，可是我们不敢要。白军、民团一来你们就跑，我们要下地，全家性命难保呀。’这些情况我们如实向李良作了汇报，但他很不以为然，还批评我们不会做群众工作。”

随后，李良又以拔据点为由，命令部队进攻王郎坡寨子。王郎坡寨子，东、西、北三面临沟，地势险要。寨内驻有敌军70人左右。游击队强攻一天未克，伤亡50多人，只得撤回驻地。至此，李良提出的分地运动只好作罢。

8月中旬，国民党甘军鲁大昌部向陕甘游击队五顷源驻地进攻。李良要求游击队以“进攻战略”、“打破敌人的进攻”，提出“死守五顷源，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顷源一寸土地”的口号。游击队仓促应战，苦战一天，未能阻止敌人进攻，伤亡30多人，最后被迫转移到三嘉源秦曲、狼牙洼、前马源一带。部队在这里未及休整，鲁大昌部一个团从西南方向向游击队进攻。部队在撤退中遭受很大伤亡。最后，部队分散突围到达栒邑县马栏集结，此时部队仅剩200余人。

由于李良的错误，陕甘游击队在王郎坡、五顷源、三嘉源三战皆败，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，纷纷起来指责李良。李良不但不反省自己，反而怀疑游击队内部的“反革命阴谋闹事”。但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下，他已控制不了局面，便借口向省委汇报，离开部队回西安了。

鉴于李良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，中共陕西省委对李良进行了严厉处分，明令取消了“秘密队委会”，但对陕甘游击队的估计仍然是错误的，继续坚持并强调改造陕甘游击队所谓“右倾机会主义领导”。8月30日，中共陕西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，重新任命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。

谢子长回到部队后，首先整顿了部队，以稳定军心。陕甘游击队建制保留了两个步兵大队，一个骑兵队，随后，中共陕北特委、三原、栒邑等县党组织又动员了一批青年农民参军。游击队士气复振。部队在马栏稍做休整后，在谢子长、刘志丹领导下即南下耀县照金一带活动。

9月初，国民党军队再次向陕甘游击队发起新的“进剿”其部署是:甘肃陇东警备第97、第98团从正宁、宁县一线自西向东进攻；第86师第256旅第511团从同官由东向西进攻；第17路军警卫团和何全升游击支队由邠县、栒邑向北逼进；富平、同官、耀县民团由耀县向西进攻，企图将陕甘游击队消灭在照金地区。

9月11日晨，陕甘游击队进至照金以南约5华里的杨柳坪，获悉富平、同官、耀县三县民团400余人，已由耀县出发，向照金进犯。总指挥部以退为进，主动撤离照金，使敌人扑空。

9月11日傍晚，敌富平、同官、耀县三县民团进抵照金，以为游击队“溃逃”，放松了警戒，部队在照金外围的坟滩、柿坪宿营。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决定抓住战机，连夜奔袭照金。实施武装侦察的突击队20多人乘大雾弥漫，隐蔽进达照金，未发现敌人，遂向坟滩前进。接近坟滩时，敌民团正在集合，奋勇队向敌发起攻击。游击队主力闻枪声后，迅速兵分三路，沿山脊向坟滩、柿坪进攻。敌民团在游击队三面打击和突击队的堵截下，仓促应战，并连续组织反扑，但均被击退，大部被歼。余敌分两路沿石川河、清水河谷地逃窜，在游击队主力和骑兵队前后夹击下，也被消灭。

这次战斗，歼灭敌民团400余人，活捉三县民团反动首领党谢芳、蔡子发等7人，缴枪300余枝。游击队无一人伤亡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。战后，谢子长命令游击队战士严加看管俘虏，准备以他们为人质换取武器弹药，但因战斗频繁，没有机会实现这一计划。后来，在部队北上途中，经谢子长批准，在艾篙店子将他们处决了。

照金战斗结束后，陕甘游击队为避敌锋芒，向西转移，准备在淳化县安子洼休整，不料在此遭敌何全升部袭击，激战一天，双方互有伤亡，入夜陕甘游击队撤出战斗，北上到正宁县刘家店又遭甘军警备旅第78团袭击，游击队迅速摆脱敌人，进入马栏一带。

9月中旬，陕甘游击队到达南梁、东华池一带。游击队总指挥部获悉保安县城只有一个连驻守，于是决定奔袭该城。游击队日夜兼程200余里，进驻距保安县城90里的瓦子川石卵湾。稍时休息，准备第三天拂晓袭击保安城。但因向导迷路，部队到达保安城下时，天已大亮，原作战计划被迫改变，战斗由偷袭变为强攻。战斗中又发现原情报有误，敌人兵力不是1个连而是3个连。致使游击队在攻城中受到较大伤亡。第1大队大队长高保山牺牲，强龙光、高鹏飞等受伤。陕甘游击队被迫撤回南梁，途中在鄜县墩儿梁、八卦寺又遭国民党第86师张子英团和高雨亭营袭击，陕甘游击队再次受到损失。

陕甘游击队作战接连失利，元气大伤。1932年10月，转移到陇东南梁地区的平定川、豹子川，部队减员到200余人。因已至冬季，中共队委会开会决定部队化整为零，分散游击，筹粮筹款，以渡过难关。会后，刘志丹带70多人到甘肃合水、庆阳带活动，打富济贫，解决部队的过冬问题；杨森、黄子文带60人左右到三原武字区活动；谢子长带30余名战士在关门子、艾篙店、平定川、瓦子川一带活动，负责照料伤病员；阎红彦、杨重远率骑兵队进入照金，准备设法与省委取得联系。

10月中旬，阎红彦、杨重远率领的骑兵队，经上畛子、小石崖、石底子、关门子、转角、马栏、马家店、衣食村、照金、北梁、卧牛村进入三原武字区。走了这么一大圈，游击队既没寻到战机，也没有搞到物资。有人提出北上搞些大烟土，以解决部队给养。随后，阎红彦、杨重远率骑兵队北上秦陇古道，天亮时到达耀县庙湾灵底寨子。骑兵队刚到灵底寨，接当地群众报告说，今天早上将有30驮大烟土向庙湾、耀县方向来。骑兵队迅速赶到灵底与马栏之间的老爷岭，将马拴在岭的东坡，队员们在路两旁的树林里刚刚埋伏下来，就发现马栏方向的沟里来了一队兰州的烟商。阎红彦用望远镜一看，原来驮的是水烟箱子，有50多驮。当烟贩马队进入游击队埋伏圈时，游击队员立刻冲出去，将马队包围。队员们用大刀将烟箱一箱箱砍开，发现每箱里面都有一层水烟，一层大烟包，共从水烟箱里搜出380多包(每包150两)大烟土。然后，骑兵队将大烟土装上驮骡，向北急驰，在拓儿源的段家庄找到了刘志丹、谢子长。随后，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，用一部分烟土购买枪支弹药，一部分送交中共陕西省委。

游击队在二将川、葫芦河休整一个星期后，抽调30多名战士与骑兵队一起北上陕北，给中共陕北特委、北方局各带去5包大烟土，陕西省委10包。当途经安塞时，在一个真武洞的大殿内，发现了由宁夏到安塞的烟商，经盘查，又搞到大烟土180包，当日，即由谢子长等人送往陕北特委、陕西省委。谢子长等人走后，骑兵队继续向北一前进，在徐家沟遇到陕西韩城的马贩子赶着300多匹马。骑兵队用大烟土换了30多匹马，随即南下返回二将川，与刘志丹会合。

在骑兵队活动期间，刘志丹率领一支部队在合水、庆阳交界的黑木源、塔尔源、店子源一带开展游击，筹集到一批粮食，解决了部队过冬问题。

经过近两个月的休养生息，陕甘游击队恢复了元气，士气高涨。12月中旬，陕甘游击队各路在甘肃合水县黑木源重新会合，随后南下，进入照金地区。

红军陕甘游击队只有短短的十个月历史，由于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，中共陕西省委在战略指导上存在严重错误，始终没有解决战略发展方向问题，没有建立赖以立足和发展的战略基地，其作战方针也明显带有军事冒险主义的特征，陕甘游击队屡遭挫折，并四易总指挥，严重影响了部队的稳固发展和西北土地革命战争的进程。尽管如此，经过艰苦的斗争，陕甘游击队多次打破国民党军队的“进剿”，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影响，积累了游击战争的经验，为在西北地区创建正式的红军奠定了组织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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